近日，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秘书组、教育部召开高校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推进会。会议强调，有组织加强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突出科学精准、超常布局、深度融合，实现学科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有效联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幅提升急需领域人才培养能力。

人才培养，良好的教育是基础，科技和产业是载体，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是关键。面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对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深入发展，如何精准发力、切实有效培养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一起关注。

什么是“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

“战略”是指为实现某种目标（如政治、军事、经济、商业或国家利益等方面的目标）而制定的高层次、全方位的长期行动计划。这一概念的来源在中西方均与军事相关。同样，国家战略是为了达成国家目标，特别是保证国家安全，综合发展并有效运用国家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力量的总体方略。这一概念的使用最早源自美国，被列为军事用语。“国家重大战略”意指整个国家战略体系中事关国家百年大计，关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使命的总体方略，具有全局性、长远性、系统性和指导性等重要特点。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强国战略是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重构国家竞争力的重大战略，这一战略规划包括围绕其研究制定的一系列政策举措。

落实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这一国家重大战略目标的关键在人才。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人才优势奠定了创新优势、科技优势、产业优势。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的目标是“到2030年，适应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制度体系基本形成，创新人才自主培养能力显著提升，对世界优秀人才的吸引力明显增强，在主要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者；到2035年，形成我国在诸多领域人才竞争比较优势，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世界前列”。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强调，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当前，国际科技、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技术民族主义思潮兴起，如何在科技创新实践中造就战略科技人才并加速培养引领未来发展的急需紧缺科技人才，成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一项重要任务。

“人才”这一概念没有统一的定义，“科学原创人才”“技术突破人才”“工艺创新人才”“拔尖创新人才”等概念都是在特定的人才使用环境中界定的。同样，本文所研究的“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与上述概念有一定的关联性，又有其独特内涵，既包括一流人才，也包括部分紧缺的一般科技人才。“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意指在国际科技博弈日益激烈的背景下，能够助力解决国家重大战略科技任务、关键核心产业技术、前沿科技制高点、公共社会福祉等领域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尤其是突破国外“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国家急需型高科技人才。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内涵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国家使命性。战略急需人才突出了人才所肩负的国家责任、社会责任与产业责任，要求与国家未来、民族命运紧密结合起来，瞄准国家安全、科技安全、产业安全、前沿科技竞争中的重大任务方向，以提升国家在国际科技领域中的话语权与竞争力。

前沿引领性。战略急需人才是特定历史时期“带头学科”的领军人才，能够站在国际科技前沿引领科技自主创新，提出具有引领性特征的新方向、新学科、新理论、新方法，体现较强的横向跨学科整合能力，极大扩展国家在国际前沿科技领域的影响力，并推动国家在未来国际科技博弈中占据主动。

产业撬动性。战略急需人才需聚焦于影响产业发展的底层、基础、共性关键技术，尤其是亟待攻克的“卡脖子”技术领域。这与纯粹自由式科学研究或趋利性市场选择不同。此类研究往往能够推动整个产业链的发展，但在短时间内不易形成效益。当国际形势发生较大变动并导致正常的国际产业链分工受阻时，其重要性便会凸显。

动态急迫性。战略急需人才强调了时间的紧迫性，同时意味着在国家发展的不同时期，此类人才具备与特定时期国际竞争态势、产业发展态势、国家重点发展领域等紧密相关的动态特征。同时，对此类人才的需求还具有一定的突发性，在外部环境的影响下，可能会要求较短时间内大量供给。

超常培育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大多数情况下难以通过传统方式（如学科自生长、企业自培育等）来推进，战略急需人才或紧缺人才的培养无需面面俱到，而是要采取超常规手段，如紧急增设急需学科、国家任务带动等，在较短且合理的时间内进行有效积累。

国家重大战略的落实落地离不开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离不开具体的产业支撑。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对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需求与培养尤为迫切，特别是在人工智能这一关键技术领域。当前，与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高端芯片、深度学习算法与框架等，仍面临核心技术人才储备不足、产业发展受限等不利局面。这些技术瓶颈制约了国内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影响着我国在该领域的国际竞争力。因此，需要大力培养关键技术和产业领域的急需人才。

人才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相应的智力水平、教育背景、坚强意志，更需要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环境不好，则人才散、事业衰。”战略急需人才需要在承担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环境中锻造、成长。因此，国家重大战略人才的内涵特征决定了其培养路径具有鲜明特征，特别是一流人才的培养与使用。

国际经验

国家基于政治、经济或军事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通过创新性举措来培养战略急需人才已有大量的先例和成例。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各国或创新科研组织模式，或设立新学科，或通过工业引导形成产学研协作模式，或依托国家大型科研任务构建并拓宽人才池储备。分析总结人才培养的典型经验，对于新时代我国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法国：专门教育机构驱动下的人才培养模式。18世纪，法国围绕国家的军事和工业发展战略目标开办了一系列专科学校或理工学院，扩大军事及专业技术领域（如矿业、交通、工业生产、民用工程、基础设施建设）的人才培养，为法国军事和科技崛起储备了充足的人才。172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炮兵学校”；1747年，法国又建成第一所工程师学校——“国立路桥学校”；此后，于1749年成立军事工程学校、1765年成立造船学校、1783年成立巴黎矿业学校。至资产阶级大革命前，法国共开办了72所高等专业学校。1789年法国大革命胜利后，法国革命政府意识到培养青年军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重要性，开启了专业技术教育改革，几乎关闭了所有的传统大学，专注发展土木、矿产、军工等领域的工程技术学校。1794年，在旧有教育机构的基础上，一所新的军事性技术学院——中央公共工程学院（1795年改名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获批建立，标志着以由国家力量培养工程师为目标的工程技术教育体制正式形成。拿破仑亲自为该校书写了“为了祖国的科学和荣誉”校训，以展示其国家使命的属性。法国政府聘请了一大批科学家到学校任教，强化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教学，培养出大量具备深厚数理基础的高水平专业技术人才，如傅里叶、泊松、彭索、吕萨克、比奥等。这所被拿破仑称为“下金蛋的母鸡”的综合性理工学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成为国家战略急需人才批量培养的历史典范。

德国：工业实验室驱动下的产学研协作人才培养模式。19世纪，近代科学发展达到顶峰，爆发了第二次科学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央。与英法两国依靠轻工业带动工业化的道路不同，德国的工业化道路主要依靠重工业带动，以铁路运输业、冶金业、机械制造业、军事工业、化工产业和电力产业为主。在这个过程中，国家对钢铁、化学等领域人才的需求急速上升。德国高度重视国家组织科研的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成立了大量的工业实验室，如克虏伯化学研究实验室（1862年）、巴迪舍苯胺和苏打工厂（BASF）工业实验室（1866年）、西门子实验室（1882年）、拜耳工业实验室（1891年）等。这些工业实验室大量雇用来自大学的科学研究人员，或是通过高薪来聘请大学教授为企业提供基础研究成果，这使得科学界与工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协作与互动关系，在较短时间内解决了国家战略急需人才这一问题。19世纪90年代的拜耳实验室投资额高达150万马克，它比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实验室都要先进，吸引了著名的化学家卡尔·杜伊斯堡（Carl Duisberg），实现了合成染料领域的技术突破。1875～1880年前后，巴斯夫、赫希斯特和拜耳三家公司的化学家人数已超过了大学。至1897年，德国有机化工工业领域的化学家已达1000人左右，而无机化工工业中约有250名，雄厚的人才储备，使德国化学工业长期领跑世界。19世纪90年代，法国工业实验室的实力已冠绝世界。“科工”融合式的工业实验室的大兴，让科学技术深深地根植于现实的社会需要中，培养出如西门子、克虏伯、蔡斯等“科学家＋工程师＋商人”类型的近代“科学技术家”。

美国：国家重大任务引导下的人才培养模式。20世纪，科学技术在经历了一次科学革命和两次技术革命后，已形成一个多层次和相互交叉统一的“大科学”，第三次科技革命酝酿兴起。两次世界大战和科学社会化程度的加深，让推动科学技术发展成为现代国家最重要的事业。在推进国家科技事业发展战略中，最突出的事例就是为制造原子弹所组织的“曼哈顿计划”。该计划始于1942年8月，历时4年，耗资23亿美元，动员15万人。为发展核物理、放射化学等战略急需学科，美国通过引才、聚才、育才等多种策略，在较短时间内实现了战略急需人才的充分供给，到1943年，4000多名科学家进驻和参与该计划。引才方面，这一计划聚合了来自欧陆的许多前沿科学家，如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恩利克·费米、汉斯·贝蒂，理论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尼尔斯·玻尔等，对美国原子能项目有突出贡献的外国科学家达44人；聚才方面，大量美国本土科学家为这一计划的成功实施作出突出贡献，如阿瑟·康普顿、欧内斯特·劳伦斯、伊西多·拉比，航天工程学家西奥多·冯·卡门，“电子计算机之父”约翰·冯·诺依曼等；育才方面，“曼哈顿计划”历练培育了大批青年核物理、放射化学科学家，据统计，共有20名科学家凭借该计划中的科研经历和历练脱颖而出，获得了诺贝尔奖，实现了由“潜人才”向“显人才”的跃升，从而跻身世界一流科学家的行列，如埃德温·麦克米伦（1951年化学奖）、格伦·西博格（1951年化学奖）、费利克斯·布洛赫（1952年物理学奖）等。“曼哈顿计划”的遗产在战后通过国家实验室方式延续下来，如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阿贡国家实验室被划归到各个大学进行管理，继续推进核聚变、基础粒子物理研究等前沿领域研究，同时还成立了专门进行原子能和平应用研究的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这些国家实验室成为美国制定战略及培养新兴科技人才的重镇。

加快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力量，关键在哪？

新时代加快建设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力量，对我国推进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设教育强国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等重大关系。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指向的是“国家重大战略的支撑”和“任务的针对性”，强调的是“国际人才竞争的需要”和“时间的紧迫性”。历史经验和现实实践表明，人才培养，良好的教育是基础，科技和产业是载体，尊重人才成长规律是关键。因此，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要把握好以下五个方面。

▲使命驱动。国家重大战略鲜明的使命特征要求个人具备强烈的历史担当，将爱国之情、报国之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责任意识融入现实的创新创造中。国家重大战略与个人理想使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关系，二者相辅相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国家重大战略任务事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要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年学生坚守国家使命和社会责任，坚持“四个面向”，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牢固树立科技报国理想，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国家重大战略任务的实施中，让理想使命成为个人奋斗的自驱力，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博弈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学科驱动。国家重大战略的前沿引领属性要求组织化、规模化地开展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性学科专业教育不可或缺。学科建设的本质是开拓人类知识的前沿领域，并培养领域内高端人才，进而推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可以说，这一过程是“格物”精神的现代化延伸。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与学科演进方向存在着深层次的共振关系，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创新三者相互赋能。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着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与布局，不仅要求加强紧缺学科建设、进行超常规学科领域设置，还要求加强数理化生等基础理科学科专业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的算法革命与生物医药的分子解码，皆需以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的“硬核突破”为战略支点，使学科前沿成为人才成长的主航道。

▲产业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在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当前国际竞争最前沿和主战场。2025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明确提出：“要着眼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教育、科技、人才一起抓，既多出科技成果，又把科技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要坚持产业化导向，把人才、技术、资金等创新要素真正落到产业发展上。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特别是产业领军人才，其培养背景更加依赖产业、学科的大融合，依赖面向产业前沿的重大问题，依赖产业创新实践。如果人才培养校内环境与产业实践距离太远，就难以满足国家战略新兴的产业需求。当前的校企共建人才培养模式、产学研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必须围绕“产业界存在的真问题”“高校、科研院所急需的科学理论的验证工作”展开。

▲区域驱动。区域驱动型战略急需人才培养模式，意在借助区域科技、产业发展优势，形成战略急需人才的“区位汇聚效应”。人才、技术、资本是企业科技创新的三个关键要素。人才层次决定企业创新的高度，技术前沿性决定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而地理区位作为资本所在地决定着企业创新要素流动的快慢和集聚的程度。科学家、技术发明家和企业家为企业科技创新带来了思想，但是思想传播和技术扩散则需要靠创新高地编织的网络和人员的流动来保证。人才集群、技术集群和产业集群是科技领军企业诞生的基本生态条件。无论是美国的硅谷、德国慕尼黑高科技产业园、日本筑波科学城，还是我国的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均要求人才培养扎根于特定的区域资源禀赋，尤其是依托各个国家战略创新区的独特产业、文化、教育等创新资源，实现域内及域间的人才高效汇聚与智能资源整合，并形成人才集聚的乘数效应。因此，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推进与实施，需强化区域间人才协同，建立人才共享机制，促进人才自由流动，实现人才资源区域间优化配置。

▲引智驱动。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高效高质推进，要求具备国际视野，凝聚全球范围内的智力资源，使本土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与国际创新网络深度嵌合。引智驱动旨在通过引入国际高端或前沿科技人才，在较短的时间内补充、扩展、丰富国家的战略急需人才储备库。汇聚海外急需人才是中国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突破科技瓶颈、引领未来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举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要“完善海外引进人才支持保障机制，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当前，面对愈发激烈的国际科技博弈与竞争，我国应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国际引才战略，如扩建战略急需海外人才绿色通道、完善高技术人才移民制度，以及探索建立具有较强文化包容性的海外人才创研特区试点等，使我国成为全球高科技人才的汇聚高地，助力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推进与实施。

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方向性和实践性特征。时代性代表改革更进一步、发展更高质量、创新更重原创、竞争更需主动、目标更趋逼近的新的历史时期；方向性强调到2035年实现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进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性突出创新在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强调对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作出统筹安排、全面部署。国家重大战略急需人才的培养，既有一般人才培养的共性，又有不同于一般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这就要求我们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担当，敢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带来的风险挑战，遵循人才成长规律，营造良好创新创业生态。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7期